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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怀宏，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摘要〕人类古代分离的不同文明在其早期发展中有一些“不约而同”的历史节点，或者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展现为不止一个“轴心时代”。人类首先在一万余年前左右分别进入了农业文明，然后在四五千年左右又分别走向国家，接着几大主要文明在两千五百年前左右有了各自影响后来千年的精神创造。这大概也表现出某种历史规律性。我们据此可以辨识文明的构成并探讨这后面的历史因果。包括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活动的人类控物能力，以及物质生活的发展，无疑是文明的基础，但政治也常常在某些时期起着关键作用，而价值观则是长期起主导作用且更为稳定的精神因素。最近以戴蒙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环境决定论思想相当流行，但历史因果的复杂性提醒我们，持一种不同时段和不同层面的多因论可能更为合理。雅斯贝尔斯有关人类几种主要文明的精神创造的“轴心时代”说法广为人知。人类古代分离的不同文明在其早期发展中却有一些“不约而同”的历史节点，取其“不约而同”之意，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在发生于大约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世界精神的“轴心时代”之前，还有一个四五千年前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或走向国家、政治的“轴心时代”；而更早，还有一个发生在大约一万多年前的经济和技术的“轴心时代”：世界的几个大河流域纷纷进入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16-17世纪，才逐渐被工业文明所取代。文明的进程，首先开始的是人类对自然关系的大幅改变，即人与物关系的改变；然后是人际关系的基本重整，政治秩序的建立；再后才是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系统反思，包括人对与自我关系、与超越存在的关系的系统反省，从而带来在一个文明中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带来诸多的精神和心灵的丰富产品。
农业文明不像工业文明——首先从一个地域蓬勃兴起而传播到其他地方，它是在大致相差不太久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在不同地方发展起来。在世界上几个大河流域兴起的农业文明构成了四大人类古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由此，人类的发展就第一次大大地加速了。为什么人类会不约而同地“突然”转向农业，大大加速了提升人类能力的进程？是在智人那里发生了一种“认知革命”吗？原因主要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无疑首先有外部环境的挑战和适应，比如冰河期来临，人口增加，猎物和可采集的食物不够了，后来冰河期的结束又带来新的机遇。但一定又不会只是环境的因素，以前地球上也经历了多次的冰河期，一定还有人类自身和内在的因素，有一种内心的转型或者说“认知革命”，是一种内外因素的结合造成了这一变动。但这些内外因素是如何结合的，尤其是这场内心的革命和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并不是太清楚。
从能力上推测，这种文明发生在各地的“不约而同”一定是有生物体质和智能方面的原因，即这些不同地域的人很可能都是同出一源，即都是来自非洲的现代意义上的“智人”。我们只要看他们的能力就会明白这一点：甚至在转向农业之前，智人们狩猎和采集的能力也大大加强，他们迁徙到了哪个大洲或海岛，那里的大型动物就纷纷灭绝，甚至原先的人类“土著”也渐渐变得无影无踪。
人是杂食动物，动物、植物都可以成为其食物；采集和狩猎就成为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活动。但原始人是以采集为主还是以狩猎为主？我们或许只能推测说，他们在较早的一个时期里（那时的时间标尺动辄也是以十万年为计），可能是以狩猎为主，就像我们在北京猿人那里看到的。但后来人类有可能慢慢过渡到以采集为主，尤其到了接近智人的阶段。我们也可以以后来广义的农业革命是以种植为主、畜牧为辅来判断，狭义的农业甚至就只包括各种粮食、蔬菜和果树的种植。
由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为主要生计，转向以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为主要生计，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采集狩猎者可能先是多次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植物今年萌芽、生长、开花、结实，有些果实颗粒掉落到土壤中，第二年又如此萌芽、生长、开花、结实，如此反复循环。变得更聪明了的智人，开始或许还只是反复来到一个地方采集果实，后来就想到自己也许可以撒种，从而得到更有保障和丰饶的收获。尤其是那些有水的地方，更易发生这种情况。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最早的文明都会发生在大江大河流域的缘故。火使原始人的生存能力大大进展了一步，水则让智人踏入文明的门槛。像尼罗河这样的流域，河水的定期泛滥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从而有更好的收成。人类的种植开始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后来就有意识地引水灌溉、除草，乃至深耕、施肥、育种了。当然，还要有可供种植驯化的野生植物品种，以及可供驯化畜养的动物品种。像作为古代黄河流域主要粮食作物的小米，据说就是从狗尾草培育而成，当然，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对动物的驯养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开始可能只是当猎获太多而吃不完时，远古人类不再像以前或其他动物那样将其丢弃，而是试着储藏起来，比如通过风干或烟熏火燎；后来则是活动物的畜养，比如将它们关在一个地方，短期喂养以备以后饥荒的时候来吃。后来养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些动物甚至开始了自我繁殖，智人们也就慢慢学会有意识地进行人工繁殖和喂养了。当然，也要选择比较容易驯养的动物，据说人类最早驯养成功的动物是狗。还有不少动物则很难甚至无法驯养。而被驯养成功的动物则不仅可以提供肉类食物和奶脂，还可以提供肥料、用作交通和农作乃至狩猎的手段，甚至成为人类的安全助手和情感安慰。
采集和狩猎都不改变自然物原来的生长，它们只是通过人类一定的活动来获得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采集和狩猎就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和影响其他物种。晚期智人6万年前以降到澳洲、美洲的迁徙，乃至数千年前往太平洋一些岛屿的迁徙，都造成了当地许多大型动物物种的灭绝。他们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将一些大型动物赶到山谷中大群地聚歼，但实际上他们远不可能吃完这些食物，这样就造成了大群动物的死亡甚至一些动物物种的灭绝。即便使用比较原始的工具，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也相当可观。比如复活节岛在人类到达几百年后，不仅许多动物没有了，甚至连树林也没有了。
种植和驯养自然也更为有力和深远地改变着生态。两者都人为地、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物质甚至它们的本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应人的目的和需要。农业文明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主动地、大规模和持久地改造了自然世界。
农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前的任何变化都不可比拟的。自从有了农业文明，就有了人的定居、人口的集中，有了村庄和城镇；有了各种社会分工、职业和阶层，有了产生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最后走向国家的可能；有了复杂精细的语言，出现了文字，有了艺术和宗教的发展。
定居带来集中，集中带来政治，政治带来更大的安全和发展。农业还带来长期的计划性，更全面、精密和长远的理性计算，带来多次博弈，对历法和物候的注意等。在一定地域内能够养活的人口大大增加了，或者说剩余产品大大增加了，于是有了细密的社会分工。原来的分工主要是男女老幼强弱的自然分工，主要基于身体差异。而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后，出现了最重要的两大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或曰“劳力和劳心”）。此前的人对这一分工既无迫切的需求，也缺乏养活劳心者的剩余产品。有了农业，就可以养活专业的劳心者了，包括宗教家、政治家甚至艺术家等。当然，一开始这些功能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巫师可能身兼数职。而后来技术和政治的进化，团体的凝合和精神的创制，实际上主要是靠劳心者。最早的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劳心者可能是老人。每个群体中的老人的体力日益衰弱，其中一些富有经验甚至智慧的人到老年之后就可能专门从事劳心的活动，乃至成为这个群体的权威。他们不再能提供充沛的体力，但能提供更重要的知识和经验指导。更为稳定的、后来成为终生的专业劳心者的，可能是祭司或巫师一类的角色，这些角色甚至可以世袭，这就意味着有些经验还可以得助于家传。当然，最终的基础仍然是直接带来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力活动，但是劳心活动已经开始展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成就。为什么农业会有这样的重要性和影响，会带来人类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以致我们把它称作“文明的入口”呢？
文明必须有闲——并且是职业的有闲。如果所有人都整天忙于体力的谋生活动，就不会有文明的进展。因此必须有能够提供剩余生活资料的物质基础。但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有闲，那需要很高的物质文明。即便所有人都有闲，许多人也不一定愿意或有能力从事精神性的或创造性的活动。文明需要有财——有积蓄的财产、储存的食物和其他器物，而不能“日日光”甚至“顿顿光”。有财能带来文明所需要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稳定的住宿，稳定的期望，比较固定交往且规模较大的人群，比较稳定的产权，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文明的产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颠扑不破的、被一代代人的经验确证的真理。
而农业、畜牧和养殖看来是最适合提供这种物质基础的最初方式。“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句诗说得可能有点夸张，但农业的收益的确是可以翻多倍的，且收成比较稳定，虽然时间延迟和拉长了（这也就要求提升计划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保障的。驯养动物也不再是一次性的获益，而是可以长久地让它们作人类的助手，或需要时成为人的食物。虽然人类从采集狩猎阶段进入种植驯养阶段就可以说进入文明了，但完整的文明看来由三个要素构成，它们也构成一种上述的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这也说明了物质文明的基础作用）。
首先是物质文明。这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物质以获得能量、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生产机制。在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之前，原始人是利用现成的自然物来获取自己生存的能量的，他们在捕猎动物和采集植物时尽管已经开始使用甚至打制简单的工具，但都是获取现成的自然物。因此，他们需要不断迁徙，需要远比现在的人大得多的生存空间。在采集狩猎阶段，一平方公里能养活的人数至多是个位数的，而进入农业文明之后，每平方公里能养活的人的数量能够达到两位数甚至更多，是采集狩猎阶段的十倍甚至百倍。人们甚至常常以物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标志文明的不同阶段，这也是最为明确和好记的。如以新石器时代标志开始进入农业文明，以工业文明为农业文明的后继，甚至更具体地说从水磨坊到蒸汽机，后续还可细分为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或者高科技文明等。
其次是政治文明。这是一种分工复杂、层序结构的社会组织形态，其最突出或完善的形态是国家。当然原始人也有群体，卢梭设想的原始状态中的孤独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类一开始就结群生活，但那是非常小的群体。自从有了农业和畜牧业，人类开始定居，形成村落尤其是城市以后，就出现了广泛的分工，出现了国家，包括让一部分劳心者从体力劳动中脱身出来，专门从事祭祀、管理以及各种文字工作和发明。此后人类文明一直在各种政治秩序中发展，脱离国家而仍旧能保有文明是难以想象的。但文明的确又不能等同于国家。文明比国家更广大，更持久，也更精致和辉煌。
最后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不是一时的心态、观念和意识，而是系统性的反思，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和追求，成形的信仰体系、理论和学说，还包括有物质载体的精神产品，如书籍、多媒体等。文明呈现和促进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和价值的追求引领着人类恰当地处理他们与物的关系以及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一精神世界或可说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方面：人有意识，有价值的追求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与创造。
如果说现代智人只是在数万年前才从东非迁徙到各大洲，那么其后的发展竟然产生了如此大的分离歧异，实在让人感叹。甚至迟至20世纪，有的群体已进入了工业社会，有的还在农业社会，有的甚至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我们也要感叹，至少从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几个大的主要文明来看，这些长期各自独立发展的主要文明又还有相当接近和趋同的一面，即尽管分离为数支，但几乎都在一万年前左右同样走向了农业文明，随后又走向了政治社会和精神文明。当然，它们之间也出现了差异，与相对孤立的美洲和澳洲相比这种差异就更加巨大。那么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谈到文明发展和诸种文明差异的历史因果，我想借助于戴蒙德展开讨论。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颇有影响。据他自述，写作这本书是为了回答一个聪明的新几内亚人耶利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前言2）戴蒙德把这个现代文明世界的差异问题尖锐化为：为什么是欧洲人跑到美洲和澳大利亚来征服、杀害甚至消灭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而不是相反呢？他也把这个问题抽象和系统化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文明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实际上已经基本不是耶利的问题，而是戴蒙德自己的问题。
戴蒙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种“环境决定论”的回答。他认为，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的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正是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直到现代的种种差异。而环境差异又主要体现为哪一种自然地理环境最适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传播。因为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大约一万年前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的社会特征。如此，现代欧洲人之所以能征服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就可以归因于他们有最早从新月地带传来的发达农业。戴蒙德也提到造成现代世界差异的制度原因，但他反复强调根本或终极的原因还是有利于或不利于农业或粮食生产的地理环境。在他看来，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九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于是，这些地方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畜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但是，戴蒙德用古代的农业文明来说明近代世界的差异，这中间还有一些中介的因果链条，甚至许多需要解释的反例。比如说，为什么不是率先开始农业的新月地带的亚洲人或者同样农业很早发源和长期发达的中国征服世界？为什么“轴心时代”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各个文明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没有什么变化，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却发生了巨变？只是用地理环境来说明人类文明历史的差异和变化，未免太简单和单线了。只用环境因素或者加上人对物质的利用来看待人，也未免低估了人。戴蒙德更多从“物”的方面、身体的方面来看待人，这一点更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另一本书《第三种黑猩猩》中。戴蒙德认为，国家影响力在于国家的人口数量乘以人均消费率或者生产率，其中几乎没有价值观的地位，甚至也不见既体现也塑造价值观的政治制度的地位，也就是广义的“软实力”。他强调人的动物性，强调物质因素中环境的作用，这对预防那些试图完全切断人与动物的联系、提出拔高的甚至乌托邦的人类愿景的理论，具有让我们警醒的意义，但是，他的思想观点未免有些“物质的、太物质了”，甚至“动物的、太动物了”。而拥有精神和自我意识的人与其他动物肯定还是有质的区别的。我同意戴蒙德所说的，本来生活在其他族群——国家雏形的族群、农业文明还不发达的族群，甚至原始的狩猎族群中的人们同样是聪明的，即智力并不差，他们大多可以很快融入现代社会。但族群之间还是会有生理或体能的差异，我们只要看看任何全球性的田径赛的百米决赛的起跑线，就能看到这种生物差异。族群之间除了生物差异、遗传差异，还有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是可以传承和持续的，其习性会不会反映和“积淀”到某种身体的遗传中虽尚待讨论，但至少我们知道文化习性对于族群中的个人常有某种笼罩性和持久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不亚于生物遗传的影响。戴蒙德所理解的“生物差异”看来主要是指智力，他反复强调欧洲人并不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原始土著更聪明。但除了感性的智力，还有抽象的智力和更加重要的价值观。我们看文明史，尤其是后期的文明史，不同个人的智力状况的确不太影响文明的吸纳和传播，但价值观会影响甚至严重影响文明发展的方向。而且，在智力的“聪明”中，是否具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归纳和概括能力、推理和演绎能力等，也会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甚至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欧洲的近五百多年，地理环境的格局没有什么变化，但科技和经济却飞速发展，取得了远远超过过去几千年加起来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我们很难说近代以前几千年的人就不够聪明，只是他们的聪明用到了别的地方，而没有用到发展控物能力上，现代人将聪明才智用到了这方面，说明价值取向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我们这里还可以用戴蒙德也举过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的对比例子来说明。我把它简称为郑和实际完成的“七次航行”和哥伦布出航前的“七次游说”。戴蒙德认为发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只是统一和分裂，而且，他又将统一和分裂的原因归结为“地理”条件。他没有意识到在哥伦布那里还有一种价值观念和精神，那就是一种从古典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到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即一种追求彻底的精神。而且，这种观念和精神并非哥伦布所独有，而是当时欧洲整个社会的心态，那时已经有许多航海家和支持航海家的王室贵族，即便哥伦布第七次游说没有成功，我们也完全可以设想不久之后会有其他航海家成功发现新大陆，而且，在发现新大陆之后，会像哥伦布之后的探险家一样蜂拥而出，继续探索新的大陆和岛屿。戴蒙德看来忽略或低估了哥伦布一众那种一心要走到世界的尽头、为基督教和欧洲的国家与王公贵族不断开辟新世界的疆土的精神，以及其后面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制度的支持。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戴蒙德的思想有助于我们预防那些脱离事实、玄思奇想甚至是乌托邦的理论观点，那也是西方思想学术界容易流行的产品。我也同意物质文明有一种基础性的作用，是文明后续向复杂的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戴蒙德却过于低估甚至忽视了制度以及精神和价值观的作用。
我现在想说明一种不同时段和不同层面的多因论而非单一因素的决定论。我不否认历史的因果关系，承认历史中有一种因果性的真实存在。而且，我认为人们关心历史不仅是想知道历史是怎样发生的，还想知道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历史这样发生，是哪些事情造成了某些结果。因为，我们今天也想做某些事来达到某些好的结果，也想做某些事来避免某些坏的后果。我们的行为就构成这些好的或坏的事情的原因。如果说人类还关心从历史得到一点教训的话，他就不能不关心历史的因果，他就要设法找到前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来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我们还会试图通过总结过往的经验概括出历史的一些趋势，认识这些趋势对未来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关心历史的因果性并不意味着赞成一种单一的历史决定论。历史的因果性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有多种原因。然而，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多因论，简单地说事情是复杂的，是有许多原因的，这又等于基本上什么也没说。一切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析主要和次要、直接和间接、表面和根本、持久和暂时的种种原因。我想，我们可以考虑引入“不同时段”的概念，将影响历史的因素分成最长远的、次长远的和比较短时期甚至关键时刻的。在不同的时段里，不同的因素会起不同的作用，在有些长时段里，某个因素的确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如果缩小这些时段，另外的因素则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最长远的、最基本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初始面貌的因素，也就是处在太阳系中的我们的这颗星球——地球了。没有地球，也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类。地球继续支撑着但也限制着人类可能的基本作为。比如说，我们能利用地球上的原料生产宇宙飞船，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地球的灵长类产物，但是，处在地球这个位置，我们几乎到达不了其他外星生物生活的星球，这限制了我们，但也可能保护了我们。人类今天达到了能够极大影响地球生态的地步，所以，不能不小心翼翼，因为，破坏了地球也就将破坏以致毁灭我们自己。而一般在涉及地球的事情上，比如气候变暖问题，我们也是在立足于全人类的立场观察和努力。其次，就是影响各个人类群体——在今天就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了。它们处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的大小、地形、气候、土壤等因素，就大致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外联系和内部关系，乃至影响到民族性格和观念。例如，人们常常说古代希腊的山海犬牙交错，气候常年温暖，造就了他们的热爱独立自由的性格和城邦民主的制度。而一个地处广阔平原、交通便利且需要巨大防止水患或利用水利的工程的民族，则很可能形成一个君主专制的大国。最后，则就可能是社会的制度，从社会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贸方式，到政治、法律、军事等与国家强力直接相关的制度。但是，我们又似乎不能简单地说，自然环境总是比社会制度重要，而制度又总是比精神文化重要，比人物和事件重要，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比人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且不说制度也是要由人来创造和维持的；而人对自然的关系也必须由结成社会关系的人们来应对。人之为人还在于他有意识、精神、价值观念等种种“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和“生态”一样是一种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还有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的差别，在有些社会，比如传统社会，经济因素就不像在现代社会那样重要，因为传统社会的人们主要的“志”（价值取向）并不在此。另外，我们不能不考虑历史中的某些偶然性，即摆脱长程因素影响的偶然性，在某些急剧变革的时期，某个人物或事件会起很大的作用，甚至改变历史的方向。此前在很少数人那里活跃的观念、信仰和宗教，也可能突然变成许多人心里活跃的观念，从而快速地改变社会的生态和心态。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们各自起了哪一方面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说：物质是基础，政治是关键，价值是主导。物质是基础，是人们活着须臾不可离的基本条件。人们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显然，人如果不能生存，或者说必须全力以赴才能生存，那么也就谈不上在一定的闲暇时间中才能创造的任何精神文化，甚至谈不上人类的政治秩序了，那也是需要一定的专门人才的。这里所说的“物质”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与人发生关系的物质。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天定的，那就是整个人类的自然环境，地球的生态，还有各个种族、民族、国家、群体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有一个方面则是人为的，首要的是技术，是人们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的能力，其次还有人们在生产和发展经济方面结成的各种关系，诸如产权、合作与管理结构等。物质的成果一般是通过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的。这种物质的基础只是“基础”，它确保了人类的生存，但并不是说它就是唯一的或充分的保障。因为，人类的生存除了必须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必需品之外，还会受到另一方面的、可能是更严重的威胁，那就是对生命的直接威胁和伤害——通过战争、谋杀、强暴等带来的伤害。作为基础，它们常常也并不对社会和人类起直接的推动和提升作用，物质的雄厚基础和经济的丰裕生活并不能保证精神文化、道德、宗教和政治的繁荣。我们需要重视这种基础作用，但也不必夸大这种基础作用，比如说大力宣传一种“吃饭哲学”。我们不必把物质追求当作最高的价值追求，把不懈地追求各种高级和奢侈的物质产品当作我们的主要目标，把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变成必需品。政治是关键，是能够在短期内发挥巨大作用的因素。但这种作用能否持久，影响是否深远，以及这种作用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则都是有可能的。政治是直接起作用，且在一些关键时刻起决定作用。权力的行使常常是不由分说的，它以暴力和利益为基础，它可以惩罚，也可以奖赏。它能够调动物质的资源，掌握强大的工具手段，是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对于死守权力者，几乎都得通过暴力来推翻。即便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行政的权力也往往还是在其中占优势。政治权力是实现观念或利益变现的关键。任何价值理念，如果要在社会层面实现，最有力的杠杆就是政治。而任何物质和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也必须依靠政治的保障才能实现。精神是主导，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观念，是决定文明究竟往那个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和建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精神价值就成为人类各种文明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主导。当然，更广义地说，当人类有了意识，也就有了计划和价值追求，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被价值所牵引。价值不能不是主导，因为“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要什么”的同义词。但是，在物质文明尚未达到一定水平、政治秩序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对物质生存和有效政府的追求更多带有一种“不得不如此”的共同特点，而不是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主动选择。人类可以在物质文明基本奠基之后，继续追求人类控物能力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人类的文明史似乎并不是如此展现。而反而是各个文明中几乎都出现了更重精神价值的倾向，这也就是轴心时代的精神文明的滥觞。虽然取向有所不同，或着重超越自我（如犹太教及后来的基督教），或注重自我超越（如佛教），或注重人间的能力卓越（古希腊），或注重尘世的道德卓越，但都是更多指向精神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很难绝对地说上面三个因素中哪一个是始终起决定作用的，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段起不同的决定作用。当物质基础非常薄弱，甚至广泛和严重地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时，解决物质生活资料以求生存的问题当然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便解决了这个问题，物质基础也对人类文明发挥着长远的作用。影响人类发展的物质文明因素可以说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单纯的物的因素。一是地球的状况，这是对整个人类最长时段、最大范围的影响。但它不太能够说明文明的起源和变化。二是局部的自然地理环境，这是对各个族群、国家的影响，它常常能够说明不同文明的起源和演化特点，但它并不总是能够说明文明的后来变化，尤其是不能说明某些巨变和激变。第二大类是人与物的关系因素，包括人对物的作用方式、生产工具和人口数量——它们和单纯的物的因素一起构成“物质文明”的范畴。然后才是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而上述所有因素：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经济与社会制度、价值观与世界观等，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同时起作用的。我们在分析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它实际是处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之下的，我们更为重视或忽略哪些因素，常常要依我们研究这一事件的目的而定。这些因素也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之中。只是人要有所作为，常常只是注意那些比较能够直接发力的领域，比如政治、军事和宣传的领域。当然，在现代技术和商业的领域也具有一种重要的直接性。一般来说，越是影响长远的因素越难在短时期内予以改变，但也就常常在人为努力的范围内不被视作重要和紧迫的因素。我们还可注意历史因果中的“果”。人常常是自为原因，也不断在产生各种结果。正如原因是复杂多面的，结果也是复杂多面的。人们的行动在创造历史，这些行动的人们都是抱有自己的行为目的的——也就是想达到和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果”，但这一目的或心中之“果”并不等于事实上的结果。甚至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行动目的，因为历史是各种不同志向和智慧的人们合力造成的，他们的这些行为必然要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互相阻碍。而那些在历史中造成了巨大影响的人们，一是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或“实际结果”可能并不是或并不全是他们的“意图结果”（目的）；二是即便是符合他们心愿的结果，他们也常常并不能够充分地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也不甚清楚他们行动的长远后果。于是，历史并不总是很自觉地被创造的，甚至可能是有些盲目地被创造的。个人的行动可以很有计划，但历史并不是有计划地被创造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些很有先知和英雄气概的个人。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按照理性计划我们的行动，但我们也还是需要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变得明智一些，或至少在态度上变得谨慎一些。